几年前的一个暑假，我带着一帮深圳的朋友到湖南，由长沙到张家界，再到岳阳、湘西、永州、郴州，这么转了一圈。因为我是湖南人，一路上尽地主之谊，给大家做湖南风土人情历史掌故方面的讲解。回深圳之后，把这些内容通过某些线索进行串联、归并，就成了下面这些文字。
思想和人才：湖湘文化奠定湘省兴起之基础
说实话，我对湖南，并无特别的眷念，倒是对半世寄身的深圳有着深厚的感情；但一个人从哪个地方出身，则身上一定会带着那个地方给他的影响，我当然不会例外。例如湖湘文化中的“吃得苦”、“霸得蛮”、“心系天下”、“经世致用”，在我身上就或深或浅地留下了烙印。
其实这种文化血脉，上溯历史渊源，在谭嗣同身上就有，“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有之，请自嗣同始”——在变法失败，本可从容出国保身的情况下，谭嗣同坦然赴死，“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在曾国藩身上也有。“扎硬寨，打死仗”，书生用兵而成大业，挽大清江山于狂澜既倒，以不世之功位列晚清四大名臣之首，其影响身后弥彰，以至当代中国的两巨头毛泽东、蒋介石同时奉曾文正公言论为圭臬。
如果一定要上溯到湖湘文化的最早源头，我认为非三闾大夫屈原莫属。
力推新*，怜惜民生的屈原，精忠事国，却屡被馋言，终遭流放，闻国事不可救愤而投江，而投江的地点就在湖南的汩罗江。屈原之死，死于循道。载其道则有其文，屈原的文章光芒万丈，至今闪耀在人类文明的星空中。而作为屈原的游历与葬身之地的湖南，受其影响无疑是最为深远的。屈原的身影，甚至在两千年后的胡耀邦身上还清晰可见。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湖南湖北在古代同属楚地，湖湘文化与荆楚文化同源而异流。明显分流的时期则是在两宋，因为在这个时期，湖南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的学派。
南宋时期，福建崇安人胡安国及其季子胡宏在建炎之乱以后，由湖北迁往湖南，避居在衡山一带，著书立说，创建碧泉书院，聚徒讲学，从而开创了湖湘学派。胡宏的学术思想被他的弟子、著名学者张栻发扬光大。南宋乾道年间，张栻主教岳麓书院，他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办学的指导思想，培养出了一批如吴猎、赵方、游九言、陈琦等经世之才的优秀学生，并由此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派——湖湘学派。
第一个提出“湖湘学派”这一称谓的是*宗羲。
与*宗羲、顾炎武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王夫之，进一步推动了“湖湘学派”的发展。王夫之，世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其思想较前辈大家更加进步和务实。他反对程朱理学中的“存天理，灭人欲”，提倡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注意：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萌芽）。他反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提出了更为积极的知行观，“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突破了宋明理学、心学的束缚，号召人们从实践中获取真知——近代湖湘文化中的核心观念“敢为人先”正是与其一脉相承的。
王夫之之后，汲取湖湘文化之精华而成大功者，前有曾国藩，后有毛泽东。王夫之——曾国藩——毛泽东，这是一条有明显传承关系的思想路径。毛泽东曾说过，“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不仅思想相通，二人还是同一个县（湘乡）的正宗老乡。
蒋介石也诚服曾国藩。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还将《曾国藩家书》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据说，他连点名的方式，静坐养生的方法，都一板一眼模仿曾国藩。然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毛深得曾学之精髓，蒋则只学到了一点皮毛。对蒋介石影响最深的古代大儒，还属王阳明。他到台湾之后，就把台北近郊的草山改作了阳明山。王阳明和蒋介石都是宁波人，两人故居直线距离大约四十公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毛蒋之争，在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外衣之下，也是王夫之的实用主义的占胜了王阳明的心学。
还是刚才那句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得不信。
代际接力：以一省之人才，推动全国进步
湖南这一方水土，曾经是蛮荒之地。据统计，《二十四史》中记载的中国名人，湖南人不到1%，《中国历代名人词典》收录历代名人人，鸦片战争前，湖南人仅有23人，也不足1%，大大低于全国水平。人文传统远逊于中原和东南沿海地区，“湖南人物，罕见史传”。
宋人笔记中载，“唐荆州衣冠薮泽，每岁解送举人，多不成名，号曰天荒解。刘蜕舍人以荆解及第，号为破天荒”。这个破天荒的刘蜕，就是长沙人。
然而，近两三百年来，湖南忽如睡狮猛醒，在中国的*治、*事、文艺、学术各个领域异*突起，名冠中华，誉满全球，“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成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右者”的省份，造就了令人眩目的“湖南人现象”。
近代湖湘第一代人才群体，以安化人陶澍（两江总督）为先祖，贺长龄（云贵总督）、贺熙龄、唐鉴、汤鹏、魏源、邓显鹤、欧阳中鹄、罗尧典（云贵总督）等团聚呼应，形成全国瞩目的湘籍经世派，活跃在中国*治舞台上，发出了湖南人“天下兴亡，舍我其谁”的先声。很多人只知曾胡左，殊不知在此之前，陶贺魏罗已经为下一拨湖南人才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和人脉基础。
第二代人才群体以曾国藩为统帅，以胡林翼、左宗棠为首领，曾国荃、彭玉麟、罗泽南、郭嵩焘、刘蓉、江忠源、刘长佑、刘坤一等一大批书生出身的人才，在中国*治*事舞台上纵横驰骋，锐不可当。据罗尔纲的《湘*新志》统计，湘*将领官至督抚者达27人之多，其中总督14人，巡抚13人。《清代七百名人传》曾对清代位名人进行分析，若按地域归类，湖南名人51位，居全国第四位。若按清后期分段单独统计，湖南人则占了绝大多数。“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湘*的声威与霸气，直干云霄。
湘*的成功，极大地激励了第三代湖南人才群体，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蔡锷、*兴、宋教仁、陈天华、姚洪业、蒋翊武等，他们大多未曾博得显赫的功名，但在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前后，在中国历史更迭、风云变化的大潮中，痛快淋漓地展现了湖南人的牺牲血性与无畏气概。维新运动中，湖南得风气之先，成为“全国最富朝气之一省”。杨度曾以《湖南少年歌》表达湘人的决绝与倔强：“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辛亥革命中，湖南人影响之大、牺牲之惨，皆为全国之最。长沙岳麓山就安葬着32位辛亥志士，是全国仅有的一座辛亥革命山。
第四代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锋群体，新中国的缔造者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粟裕、罗荣桓……这个名单可以开得很长。建国初期，中共中央5大书记中，湖南人有3位，占6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授衔，十大元帅中有彭德怀、贺龙、罗荣桓3人，占30%；十位大将中有粟裕、*克诚、陈赓、谭*、萧劲光、许光达6人，占60%；57名上将中有19位湖南人，占33.3%。
必须指出的是，湖南第四代人才的兴起并非源于毛泽东之提携，同期在蒋介石的48个*长中，就有18位是湖南人。
天时和地利：湖南人脱颖而出的历史机缘
为什么会出现“湖南人现象”？
有学者指出原因之一是湖南人能吃苦，能霸蛮，敢于拼命，敢打苦仗，所谓“无湘不成*”云云……我认为，这个说法是缺乏说服力的。要说打呀杀的，一概而论，块头较小的湖南人打得过身材魁梧的东北人吗？为什么“九·一八”日本人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东北，而抗战中最为艰苦卓绝的长沙会战、衡阳会战、常德会战、湘西会战都发生在湖南？胜败之因不在兵而在将也，关键在于组织得当，指挥得当。所以，近代湖南的崛起在于人才团队的崛起，而绝非个体的好勇斗狠。换句话说，湖南人敢打敢拼的精神只是湖南崛起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我认为，真正的原因，第一就是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孕育了一批湖南本土的精英人才。
湖湘文化强调经世致用、理欲同体、坚忍不拔、心系天下、敢为人先，以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在全国独树一帜。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湖湘文化的兴起是中国文化重心南移，儒学地域化的结果。所以清朝后期以来湖南精英的崛起，首先表现为知识分子、学者型官僚阶层的崛起。诸如陶澍、曾国藩等人，不仅位极人臣，而且学贯古今，在群僚中都是思想导师，教父级的人物。在他们的周围，往往是人才麋集，灿若繁星。
第二，从人文地理的角度来看，当时的湖南是时代的“风口”，有着湖湘文化深厚底蕴的湖南士人，想不飞起来都难。
如果说从山沟沟里走出来的封疆大吏陶澍，凭借的是天资和勤奋，那么以书生用兵而成大业的曾国藩，则在天资和勤奋之外，还得加上地域的因素。太平天国的队伍从广西出发，到南京建都，湖南是必经之地，在籍侍郎曾国藩奉旨办团练，这才有了湘*的兴起。与之映证的是，在另一个恶战之地安徽，孕育了淮*。而湘*系对中国的影响远在淮*系之上，则与湖湘文化有莫大的关系。
从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直到抗日战争，湖南一直处在战略通道上，是兵家必争之地。刀兵四起的家园，令血性的湖南人无法置身事外，或博取功名，或保家卫国，或投身革命，有人是主动投身，有人被裹协而去，有人是被逼无奈，有人则拿起菜刀铤而走险……总之，他们都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第三，“湖南人现象”的出现，还有抱团、提携、地缘乃至血缘关系的因素。如曾氏一门的曾国藩、曾国荃、曾纪泽，同出湘阴的左宗棠、郭嵩焘，同出安化的陶澍、罗尧典，同出益阳的汤鹏、胡林翼；又如，陶澍和胡林翼是岳婿，曾国藩与郭嵩焘是儿女亲家，陶澍与左宗棠是儿女亲家，谭嗣同是欧阳中鹄的学生，其父谭继洵是左宗棠的部属，得左之提携官至湖北巡抚。而近代湖南精英中的许多士人，如陶、贺、魏、曾、左、胡、郭、谭嗣同、熊希龄……等等，还都是出自岳麓书院的同门“校友”。同乡、校友之间的相互砥砺和提携，自是不在话下。
第四，优势叠加，或曰马太效应在湖南崛起中的影响。
此处只举一例，即历史上湖南与江西争夺粤汉铁路之过境权。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年1月），清廷为统筹南北铁路，设立铁路总公司。清*府任盛宣怀筹办芦汉铁路，并次第兴办粤汉铁路。粤汉铁路原议经由江西入广东，湖南士绅一片哗然，纷纷要粤汉铁路经过湖南。谭嗣同在报纸上发表《论湘粤铁路之益》，大造舆论。熊希龄等人更是直接跑到武昌与张之洞交涉，要求将粤汉铁路“折而入湘”。通过张之洞等人的斡旋，粤汉铁路最终确定从湖南经过。
粤汉铁路即今京广线之长江以南段。京广线过境湖南而不是江西，从根本上改变了湘赣两省在中国的地位。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自从粤汉铁路入湘之后，湖南经济逐步形成了对江西的竞争优势，这一优势百年来一直未曾改变。
这就是所谓的优势叠加：文化优势——人才优势——话语权优势——交通优势——经济优势，一路叠加，形成马太效应，令强者恒强。
天下大势：不可对抗，亦不必对抗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地域竞争优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拿江西和湖南对比，历史上，江西曾经就拥有对湖南的绝对优势。从唐代开始，江西就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而闻名，历经宋、元、明各代，江西繁荣富庶，人才辈出。从历代人物和科举情况看，唐代以前湖南与江西所出的人才相差并不大，北宋开始拉开差距，南宋至清初，江西远远超过湖南。前述《二十四史》中记载的中国名人，湖南人不到1%，而江西多达人，占全国6.54%。从明代科甲人物看，湖南有进士人，占全国的1.9%，而江西有进士人，占全国的11.9%；鼎甲（状元、榜眼、探花）人物，江西有55人，占全国的21%，为全国之冠。在明代89个状元中，江西有17人，湖南只1人。
物阜则民丰，历史上江西的开发比湖南要早，物产也要比湖南丰富。德兴的铜器，景德镇的瓷器，浮梁的茶叶，令全国商贾趋之若鹜，不惜把美妇留在江口独守空船。
繁荣的商业和频繁的人员往来提高了对交通的需求。自唐至清，江西一直处在沟通中原与岭南的交通要道上。大家可以从下图看到，在明朝，是江西而不是湖南，掌握着沟通南北的官方驿道，正是这条官道，提升了江西的竞争优势，历经数百年而不衰。
直到古老中国遇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科技尤其是火车和轮船在中国的出现，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的地域竞争格局。京广铁路从陆上、轮船运输从海上夺去了陆路驿道的话语权，江西由此与周边的广东、浙江、湖南诸省形成落差，一直延续至今。
还是俗话说得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自老一辈革命家集体谢幕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湖南人在*坛上风头日减，江河日下，确乎步了清末江西的后尘，再也无法恢复曾经的辉煌。
年的时候，有湖南人在网上列了这么一个清单，失落之情，溢于言表：
中央*治局常委7人，湖南无1人；
中央*治局委员25人，湖南无1人；
全国人大正副委员长14人，湖南无1人；
全国*协正副主席24人，湖南无1人；
国务院正副总理及国务委员10人，湖南无1人；
国务院组成部门负责人25人，湖南无1人。
这正应了孟子所言，“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自毛至习，刚好五代，湖南人从*治高层退了个一干二净，形同斩草除根。
对此，南山策士还有一个说法，叫做“大树底下，寸草不生”，因为生态给破坏了。大树指谁，你当然知道。
客观地说，自晚清至建国之初，湖南人才济济，却多是帅才、将才、匡扶乱世之才，多是乱世英雄，而治国之才不多。进入治世之后，湖南人发挥自身优势的机会就相对减少了。凤毛麟角者如胡耀邦，却因过于忠诚梗直，不能见容于同侪，未得善始善终。
风水轮流转，上天不可能永远眷顾湖南。
平心而论，湖南的基础条件并不差，在相邻各省当中，湖南的面积是最大的，人口总量仅次于广东，上市公司总数仅次于广东。在全国范围内比较，湖南省的面积（10）、人口（7）和经济实力（9）均排在前十名之内，是各项指标都比较均衡的省份。实事求是地讲，湖南的现状是与其资源秉赋相匹配的，在全国尚处上游水平。
湖南人要有一种平常心，不仅不要有失落感，不要老是唠叨祖上如何威风，而且要反思和清洗脑子里的帝王权术思想，代之以现代公民意识，将农民思维转换为市民思维，否则将会与沿海发达地区形成认识落差，这才是最可怕的差距。
湖湘文化是中华文明当中的一种地域文化，一种非主流的边缘文化。借用孔夫子的话来分析，江浙一带，文胜于质；云贵一带，质胜于文；而湖南刚好处于文与质的分界点上。相对于江浙文化，湖湘文化更入世，更接地气，更有斗争精神；而相对于云贵广西，湖湘文化则更成熟，更接近中原主流文化。所以，湖湘文化旺盛的生命力，来源于它其实是中原文化与西南土著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果，它具有杂交优势。
湖南的人文文化具有显著地域特色，这给湖南文化产业带来了丰富的养料，湖南的娱乐产业、电视产业、出版产业都发展得很好，除了湖南文化人自身的努力之外，其中也有“靠山吃山”的因素。
当然，一味的靠山吃山，总会有坐吃山空的时候。当下的湖南人也许应当思考，怎样增加湖湘文化这座山的高度，拓展这座山的宽度和厚度，不断用新的思想、新的材料去丰富湖湘文化，提升湖湘文化，使其不致“泯然众人”。
世界正在被抹平。随着地球村时代的到来，各种地域文化将越来越难以独善其身，永葆特色，这是我们不可对抗，亦不必对抗的历史趋势。但湖湘文化曾经有过的辉煌，它曾经带给我们的荣耀和苦难，都会化作文化基因，永远在湖南人的血脉里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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