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渔村东江嘴
看了这个文章名，就知道渔村东江嘴就在三江口，也就是钱塘江、富春江和浦阳江三江汇合处，“往来有大桅，白帆点三江”。据袁浦龙池张道先生的《定乡小识》记载，袁浦原来有一条沿江浦，起始位置大概就在现在的东江嘴村和外张村北塘交界处，终点在新浦沿和白鸟的龙潭位置，与现在西湖区*府主张建造的沿江大道位置几乎一致，功能也基本一致。沿江浦在北塘有一个闸，名字叫做“东江牐”，牐和闸是同一种意思，发音也相同。沿江浦边居住的百姓人口最多的为袁姓人氏，所以这条浦也叫袁家浦。后来，西边河道加长，连接到白鸟，也就是新开了一段河，所以叫做新浦，也就有了新浦沿村。
沿江浦东江牐边，年长日久，有大片沙地涨成，形成了大片沙渚，当时，还未连成一片，沙地之间还有缺口，像嘴巴一样，所以，此处也叫东江嘴，也就是东江嘴的名称的来历。沙地涨起来以后，就有大量的对岸萧山移民来此种田捕鱼，在东江嘴居住了下来，有来自萧山的孔家、赵家、陈家、华家、来家、虞家等等，按人口计算，孔家、赵家和陈家人数最多。主要的职业是种植水稻、棉麻，捕鱼等等，近几十年的产业以挖江沙为全东江嘴村的主业，有部分百姓以在江面上打野鸭为生。
东江嘴人全部讲清一色的萧山话，普通话的“嘴”，他们叫做“子”，东江嘴，在袁浦都发音成“东江子”，这样的方言在泗乡还有龙心龙王沙会讲。随着老年人的逐渐离去，普通话的逐渐普及，孩子们集中到袁浦小学接受小学六年的教育，在袁浦中学接受三年的初中教育，下一代的讲话已经和袁浦其他村庄越来越接近，也就是已经逐渐被泗乡原住民同化了。
东江嘴村和我有非常特殊的关系，我奶奶是东江嘴村孔家的人，民国初年嫁给了我爷爷。打我懂事起，我们一班孩子在大年初三到东江嘴的舅公家拜年，舅公早已过世，实际上是去我爸爸的表哥孔宪才大伯家拜年，奶奶在世时，这是一定要早早去拜年的。他们也会在正月初四来给我奶奶拜年。宪才表伯的孙子孔万立后来还成了我高中的同班同学，万立考上了华南石油化工学院，后来做了对面杭州电化厂的厂长。我高中的班长虞加通就是东江嘴人。现在，担任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院长陈汉林是东江嘴人，也是我同学。我弟弟毕业于浙江省交通学校港航监督专业，后来长期在三江口的东江嘴航管站工作，管理着三江口的运输船只，后来还做了航管站的副站长，东江嘴撑船的人没有不认识他的。
东江嘴村有一千余户人家，四千余人口，占地四千余亩，是双浦镇最大的村庄，近几十年以挖沙、捕鱼、打野鸭等出名，东江嘴还有一个老渡埠通往对岸的闻堰古镇，南北大塘在东江嘴交汇，之江的“之”字转了最后一个弯，东江咀还有许多杰出人物为社会在做贡献，我们来了解一下。
一打野鸭
钱塘江边多野鸭，东江嘴村就有多位打野鸭的高手，像刘关金、郑永亮、华阿六等等，前几天我去采访了其中一位，大家都叫他华阿六，真名叫华强民。阿六出生于年，今年已经83岁了，身体非常健朗，32岁起打野鸭，直到六十岁，*府保护野鸭禁止打野鸭为止，整整在钱塘江上摸趴了近30年。据阿六老人讲，打野鸭需要大船和小船，还需要抬枪，大的抬枪有一百多斤，近三米长，安放在船上。鸟枪的枪膛特别长，从枪管口子上灌装铁砂，在枪托的后部装填火药，点火药用的是炸药包上的引线。春天打到五月一日为止，秋天从十一国庆节开始，炎炎夏日，不打野鸭的，原因就是那时没有冰箱，打死的野鸭要发臭的。
打野鸭，好像打*子，都要用孙子兵法的三十六计的。阿六他们家里养了十只媒头鸭，看上去像野鸭一样，阿六他们先把媒头鸭放到江面上，五只一排，分成两排。野鸭看到有媒头鸭在，以为此处有食可觅，并且安全，大批野鸭也就飞到了这里。这时，伪装好的小船就悄悄地前进，用手划着两片小小的桨叶，接近野鸭群。这时，媒头鸭就悄悄地离开了野鸭群，分成两队悄悄地撤退了，等到射程以内，抬枪就响了，大片的野鸭中了铁砂漂浮在江面上，或者受伤无法起飞，都成了阿六他们的战利品，你们说，这与打伏击战和游击战有什么区别？
阿六说，多的时候一枪能打到16、17只野鸭，能卖二三十元钱呢。打野鸭非常辛苦，冬天里窝在船上等待野鸭，接近野鸭，一动都不能动，有时全身都冻僵。近处就在村边的三江口，远的下要到萧山新街宁围附近的九号坝，上要到桐庐富春江七里泷，非常艰辛。我亲眼看到过东江咀老磐头外的打野鸭的一幕，就像阿六讲的那样。
现在阿六的日子过得非常好，两个儿子都很有出息，女儿也嫁在本村，转塘街上的“老盘头饭店”还是他小儿子开的呢，不知是否还有圈养的野鸭卖。近二十多年，野生动物保护法出台，钱塘江上的野鸭不允许打了，阿六的年纪也大了，抬枪也早已被收缴了。
二捕鱼
这几年我常去东江嘴，去江边拍钱塘日出，观赏那清晨的天边朝霞，江边插着红旗的零星渔船在微波中轻轻摇荡。江中的渔船比二三十年前是进步了许多，已经用上了挂桨柴油机，但还是相对简陋，上面也没有篷子，日晒雨淋的，做个打鱼人也不容易。据东江嘴村书记孔四海说，全村有51条打渔船，每条渔船的收入也还相对过得去，大概有十万至二十万元吧，现在，大家都喜欢吃江鱼，江鱼江鲜倒是不愁卖，就是江里的鱼比从前少多了。仅仅靠在三江口附近根本不够，渔民们还要去几十里外的下沙近海处，或者去上游的富阳桐庐打鱼。打鱼人完全碰运气，俗话说：“十网九网空，一网就成功”，只要坚持，方向正确，就一定会有收获的，打鱼人挣的是一份苦钱。
实际上，打鱼是东江嘴村的传统行业，各家族从萧山搬来之初就有许多打鱼人，日子好过起来了，打鱼的人逐渐减少了，只有一部人还在坚守。也正因为这些坚守的人，我们的许多农家乐才吃得到美味江鲜。
我记忆中，东江嘴村有许多打鱼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东江嘴有个人打网的，也有在江中撒游丝网的，还有大家集体合作的圈网。东江嘴人知道鱼汛，知道在哪里撒网会丰收，三江口，一叶扁舟，一把渔网往江中撒，夕阳下，真是一道美景。那打鱼人撒网的弧形动作撒出一朵花型，真是妙不可言。
圈网，实际上就是撒网围捕，撒下一张大网，慢慢合拢，最后看到了鲜活绝跳的各色江鱼，大家欢声一片，但是长年站在水中围网，对渔民的身体不是很有利，现在已经基本不用了。
打网也一样，我们现在有的词汇与此有关，“抓纲治国，纲举目张”，这里的纲就是指渔网的纲绳，目就是那网线中的洞眼。我们小时候家中也有各种渔具，有打网、化丝等，打网是我父亲专用的，下面坠满了辣锡（我估计是铅锡合金），哥哥专门用两根竹竿的化丝。渔网分成“几大”，“十八大”、“二十大”指的就是网眼的大小。四十年前的渔网都是苎麻线做的，经猪血中一沃，经久耐用。打鱼人还要会补渔网，每次回来都要把勾破的地方补好。近三十年，都改成了尼龙网线了。
为了防止“鱼死网破”，浅水处，打鱼人还要下去，把锡坠子按实，慢慢收网，才能抓住大鱼，否则，真的是鱼死网破。
“一堤芦花半岛月，三江烟色满渔舟”，钱塘江里有各色的鱼，东江嘴人也能够打到多种江鱼，有步鱼、刀鱼、鲥鱼、鲈鱼、银鱼丝等等，以鲥鱼最为贵重。鲥鱼生在富春江的淡水里，长在钱塘江下游的咸水里，每年春天都要游到富春江七里泷产卵，再回游大海，因此上游时的鲥鱼最为鲜美。还有钱塘江的江鳗、*鳝、江虾、江蟹、*蚬等等，小时候，傍晚家里来客人，袁浦街上因无夜市，就急急忙忙地骑着脚踏车去东江嘴老磐头，或吴家磐头，买点江鲜招待客人。
前几天，与东江嘴渔民交谈中，渔民也在担心，*府为了环保要求挂桨机改成落仓机，一者要近十万的投入，二者，落仓机船难于靠岸，渔民非常不便。我想，如有一定的专门补贴和专用的码头，渔民还是会支持和欢迎的。
三挖江沙
挖江沙，对东江咀人来说，或者说对泗乡人和钱塘江流域的百姓来说，都是在一个阶段的新兴产业。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前，我们这里还住着草舍和普通的瓦屋，造房子基本建材就是石头做地基和墙脚，砖瓦或者是*泥起墙，上面用木头、木板和瓦片，外墙用石灰和稻草筋和成的，很少用得到沙泥。近三十多年，百姓的生活水平在提高，城市建设的步伐在加快，老百姓自己的房屋也在翻建，建材基本改用了水泥、石子、沙泥、砖头和钢筋了，叫做钢混结构。城市建设需要大量的沙泥，泗乡的挖沙和运沙行业应运而生，以东江嘴为最。
据东江嘴村书记孔四海讲，十五年前最鼎盛时，全村有近三百只运沙船和十六只沙机，平均每只船的运力为三百多吨，也就是，东江嘴村船只全部出动，一次可以运十万吨江沙，这相当于目前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南三国海*的总吨位。如果是鼎盛时期一个袁浦乡的总运力，远远超过东盟十国海*总吨位，可想而知，整个东江嘴村，挖沙和运沙行业的兴旺程度。
东江嘴村的挖沙和运沙也有个从无到有，到兴旺，最后被限制和禁止，有近四十年的过程。四十年前，用十吨左右的小船，几个壮劳力，用一只泥埭前面钉一块铁皮，泥埭上绑一根竹竿，泥埭能盛沙漏水，一泥埭一泥埭地捞沙，多么的辛苦，大家挣的还是工分。三十年前，改用小型的泥泵吸沙，船也改用三四十吨的水泥船了，靠人工挑上岸。
二十年前，大型的挖沙机引进，大型的三五百吨的船，袁浦的许多船厂都能打造，三个月就可以打造一条五百吨的大船，真的是成了造船之乡，挖沙运沙之乡。鼎盛时期，上海滩的江沙几乎被袁浦人，特别是东江嘴人所垄断，钱塘江沙比长江沙更有优势，海沙因含盐根本没有竞争力。钱塘江沿岸的各种沙场码头几乎被袁浦人垄断，到处是一条条的巨龙传输带，其中，东江嘴人占大多数。
年左右那几年，哪里挖的是沙，挖的就是金子。东江嘴出现了许多挖沙运沙暴发户，一条沙船的年收入有四五十万元，那么，光靠挖沙就有一亿多元收入。一台挖沙机年收入有六百多万元，挖沙收入也有亿元。整个东江咀，挖沙、运沙收入有两亿多元，东江嘴村就是亿元村，钱江晚报登载说，年过年，车价在五十万元的别克车，东江嘴村百姓一下子买了二十多辆，轰动了整个车市和杭城。
那时的挖沙和运沙就是产业，就是民生，东江嘴村大部分人家都有沙船，可以自己单独买，也可以股份合作制购买，实在没有钱的人，就给邻居的沙船上打工，工资也高达五六千元，比我们教师高得多，一个产业带活了一个村，富了一方百姓。
近十多年，为了保护钱塘江母亲河，从限制采沙到禁止采沙，钱塘江沿岸的沙石码头几乎都取消了，*府都给以了相应的环保补贴，杭州城的沙泥反而从上海等外地运进来了，泗乡地面用的都是矿砂。东江嘴人灵光，产业进行了相应的转型升级，有的办起了混泥土搅拌厂，有的把挖沙船和沙场开到了外省去了，上海滩上开设沙石码头的有许多袁浦人，不乏东江嘴人。挖沙人积累了资金后，还进入了现代信息技术行业、现代金融业和先进制造业，在多个行业做贡献。许多人还投资买了挖掘机，从事着建筑行业。
从前百舸争流的三江口，现在非常的安静，只有那几只打鱼的小船还停在老磐头边，那船上的红旗正迎风飘扬。
四老渡埠
有了钱塘江五桥，也就是袁浦大桥以后，袁浦人逐渐与钱塘江渡船远去，只剩下吴家渡一处尚在，我多次驱车前往小沙上，靠的就是吴家轮渡。六十年前的袁浦人外出基本靠水路行舟，老渡埠对于袁浦人来说是最为重要的，好比一百五十年前的袁浦渡，张道《定乡小识》中专门写到，袁浦诗人张葵有诗《袁浦晓渡》云：“买棹去输粮，寒凝艇上霜。遥怜珠阁女，正在梦*乡”。老渡埠位于东江嘴村和外张村交界处，也就是原来的沿江浦通往钱塘江处，东江牐边上，我对沿江浦和东江牐都有一定记忆，四十多年前还有遗迹存在，现在一点影子都没有了。
三十多年前在老沙村建了新渡埠，也就把老渡埠废弃了，老渡埠的遗址还在，那天我去拍照，两个妇女在洗衣服，一条狗在游泳戏水，码头还在。新渡埠是我开车去诸暨丈母娘家的必经之路，不知经过多少次，每次都会想起老渡埠。因为，老渡埠就在我舅公家边上，我奶奶就在老渡埠边孔家长大的。童年时，我多次去过老渡埠，这里还要讲一下对岸的闻堰镇。萧山闻堰镇是个千年古镇，是南北货物交易的商贾重地，商业非常兴旺，袁浦人大凡在袁浦街上买不到的东西，就去对岸闻堰镇上买。家里的农副产品，在袁浦街上没有销路的就去闻堰镇上卖。我妈妈织的草鞋，大多数挑到闻堰去卖的，父亲织的草包袋也用钢丝产拉着坐船过江去闻堰卖的，我和姐姐弟弟一起搓的稻草绳我们也是挑着过轮渡去闻堰卖给萧山人。
家里需要的铁耙锄头也基本都是到闻堰买的，我要钓鱼的尼龙线和钩子也是去闻堰买的。泗乡近十万人口，没有一个大集市，哪怕是转塘，那时的中心还在凌家桥，就是一爿小小的食品店和供销社小店，何况，龙坞、周浦、袁浦几个纯农村公社。这个情况到了现在还没有彻底改变，近五年，除了有江口大厦联华超市和象山大厦的华润超市外，泗乡没有形成大型的商业中心，我心目中的象山以南转塘商业中心和之江商业中心还迟迟没有到来。
泗乡人渡江还是有很大的风险的，六十多年前的一场翻船事故，至今还留在泗乡老人们的脑海里，一船泗乡百姓死了三十多人，影响极大，我们本家族里婶婶也死于老渡埠边。难怪，北宋的苏东坡专门为此发出感叹“畏浙江水波恶，不敢径渡。以此知钱塘江天下之险，无出其右者”。苏东坡所指的位置就在浮山往东江嘴的方向。
老渡埠对岸的闻堰有22路公交车通往南星桥，还有轮船通往富阳、桐庐、兰溪、诸暨等地，自从富阳东洲岛建了大坝后，钱塘江上的富阳班轮船不再停靠泗乡了，周浦班也停运了。袁浦的东江嘴、外张、老沙等接近老渡埠的百姓去杭州城，大多过江去乘22路，靠近袁家浦村的往往乘18路车进杭城。我去萧山戴村读高复班，就是乘南星桥开往临浦的轮船，从闻堰上的船。
五张道、张预和钱塘江南北大塘
钱塘县下辖最大的地面就在泗乡，一如现在的西湖区的平方公里，有平方公里在之江一样的道理。吴越国王钱镠和各朝各代建造的钱塘大堤就是南起定山狮子口，北至海宁，在泗乡的一段就是狮子口至六和塔的十几公里。随着潮沙涨没，泗乡的防护大堤也在外移，形成了一百多年前的南北大塘。以东江嘴村的老磐头为界，东北面就是北大塘，往西南就是南大塘，东江嘴村就是连接南北大塘的枢纽。
清朝道光咸丰年间，国家战乱不休，朝廷财力无暇顾及底层百姓的生活，原钱塘大堤是石堤，经久耐用，而泗乡南北大塘是土堤，年久失修，水患不绝。咸丰七年（公元年），钱塘江流域爆发大面积洪水，钱塘江南北大塘多处决口，泗乡人民遭遇多年不遇的大水灾。袁浦龙池张道先生亲自率领乡民参加了整修堤塘的工程，并有诗记载《春夏之际江口修筑南塘余分监五百丈有奇积劳三月旧疴复剧》，“五行克制有古法，捧泥捍水有陂塘......,五百丈堤首尾属，一眼修亘如晴虹......且与江斐酹一尊，息壤要汝盟吾言。压捺涛头逐水怪，护我一撮毋我吞。但得堤高水落沙田岁岁熟，便使不才老病日服百药也不恶。”这是一百多年前有据可查的百姓自修大堤的记录。张道为修泗乡南北大塘还因此生了一场大病。张道为泗乡南北大塘的修建做出了很大贡献，张道修筑的那一段就在外张村与东江咀村交界处。
张道的儿子张预，小名叫阿吉先生，对泗乡治理钱塘江水患的贡献，比他父亲张道还要大。阿吉先生，是近代泗乡最有成就的人物之一，光绪九年（公元年）中的进士，官至湖南学*。他发明了磐头之法治理潮水和洪水，倡议泗乡建设了十大磐头，其中就有东江嘴的老磐头。萧山闻堰是个商业重镇，泗乡人常渡江去做买卖，萧山人对泗乡人在闻堰做生意多有刁难，双方经常发生纠纷。阿吉先生做官后，出资在闻堰江边购买了土地，并且专门建了码头和市场，也就是泗乡在闻堰有了块登陆的场地，为泗乡百姓前去闻堰做买卖解决了一个难题，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解决了双方的纠纷，那码头的遗址现尚存。传说，一位萧山举人听闻钱塘有一儿童颇为有才，前来探视，出联戏言：“眼望钱塘山高多白马”，本地方言的“白马”发音接近“白木”，就是没有文化的意思。张预马上对下联：“耳闻萧邑大湖啼青蛙”，反讽萧山举人如空啼之青蛙腹中无才。萧山举人领教了后，甘拜下风，预言此儿必将成为大才。
从年开始，为期六年的钱塘江南北大塘标准堤塘建设工程开建，于年正式建成，共费资三亿五千万元，其中两千万元为民间百姓所捐款，我们夫妻俩每年五百元，三年共捐了元，也算尽了一份心意。我外婆家还为此搬了家，拆除了大清朝年间建造的雕龙画凤的大楼房。这时，我才真正感到张道父子的不易。
六东江嘴的才子能人
东江嘴人杰地灵，人才辈出，在近几十年较为有名的有许多，略举一二。
“轰隆一声震天响，泗乡出了个陈区长”，陈周校老师原来是袁浦中学的校长，在年的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和革命化的年代里，直接破格提拔为西湖区人民*府的区长，成为泗乡人莫大的光荣，也是泗乡教育的荣耀，至今还被泗乡百姓传颂。
其子陈汉林毕业于南京大学，现在为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顶尖的地球物理研究人才，我有幸与他在高二时同学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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