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是清顺治三年，也是大西*权的大顺三年，彭山江口船上的大西皇帝张献忠，回望江上冲天烈火，想必心情复杂。
两年前，农民起义*的声势达到了顶点。他所率领的大西*和李自成大顺*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已成燎原之势。崇祯皇帝自即位起，便开始着手剿“匪”。专业剿“匪”十七年，剿抚并用、智计百出、机关算尽，不料“匪”却越剿越多，终于杀到了家门口。满清于东北蛰伏，虽然摩拳擦掌，想要分羹一杯，却也不敢轻举妄动。那时天下，说起李自成、张献忠两位大王，谁不眉宇耸动？
没成想短短两年间，形势急转直下。吴三桂先降后叛，满清入关。李自成拥重兵出京转移，却死于非命。张献忠驻川，本欲裂地为王、称霸一方，无奈北有清兵气势汹汹，南有南明死灰复燃，大西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张献忠不愿死守锦官城，但出了成都又该往哪里去？他举棋不定。陕西老家已被清兵占领，难以北上，那便再一次出川入楚吧。不料于江口水路遭遇南明参将杨展伏击，大西*损失惨重。八个月后，大西皇帝被迫向东突围，却在西充被清兵一箭穿胸，他一生的轰轰烈烈戛然而止。
张献忠的是非功罪难下定论，他身后的财富却令人眼红。江口熊熊火光，几乎烧沉了大西的希望，却“烧”出了一段流传不息的童谣：“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这童谣到底是不是空穴来风？江口一带究竟是否有“银子万万五”？倘若有，这些沉银又是何面目？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江口沉银”出土文物或能为我们揭开历史面纱的一角。
民间流传的沉银传说，都与张献忠江口之战有关。“永昌大元帅”金印，此件文物系盗挖，后被追缴。倒卖过程中它曾被卖出了万的高价。这件罕见的金印首先给所有人提了一个难题：铸造于癸未年（年）仲冬的它到底是李自成的还是张献忠的？众所周知，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建国大顺，年号永昌。而张献忠自年起，便自称西王，到年称帝后，年号为大顺，似是对李自成的回应。那么现身江口的“永昌大元帅”到底指谁？此印又有何来历？此物甫出，便引得学界争论不休。置身事外，细思美物流转背后的风起云涌，却令人无限感怀。
“永昌大元帅”让人困惑，“自述身世”的金锭则令人心情复杂。沿展线前行两步便可看到长沙府“岁贡王府”五十两金锭，上有錾刻铭文“长沙府天启元年分岁供王府足金伍十两正吏杨旭匠赵”，可知此金锭原为长沙府上供藩王府的岁供*金。
张献忠于崇祯十六年（年）八月占领长沙，至同年冬天，几乎占领湖南全境，此金锭想必为这一时期从明藩王府中所掠。与抢掠藩王相对的是，占领长沙之时，张献忠宣布三年免征税粮，民众欢呼雀跃。明末农民起义多因明王朝横征暴敛而揭竿起义，免征税粮自是胜利后的题中之义。但是不征民税，何以支撑自身进一步发展？
金锭便是答案——找官府、王爷、富户追赃助饷。明代末年，贫者无立锥之地，连不少官*都一贫如洗，而各地藩王府库之中却普遍积金银百万。崇祯十四年（年）张献忠攻破襄阳之后，抄没襄王府，然后“发银五十万以赈饥民”；同年李自成攻打洛阳，有人劝洛阳城中福王朱常洵拿出自己金银解决*饷问题，以鼓舞士气，解燃眉之急。但朱常洵爱财如命，一毛不拔，李自成攻破洛阳后，抄没王府，看到福王府库金银堆积如山，不由怒斥福王；崇祯十六年（年），张献忠攻破武昌，抄楚王府，楚王宫中金银各百万，拉了上百车，张献忠叹道：“有此金钱不能设守，朱胡子真庸儿。”（《平寇志》）
各地王府富甲天下，财富又从何来？无非是苛捐杂税、敲骨吸髓。取之于民，却不曾用之于民。身世坎坷的金锭微光闪烁，交织着明末民众的饥寒交迫与藩王高官的穷奢极侈，折射着起义*的愤怒与显贵的吝啬。
早先张献忠们流动作战，抢掠富户金银宝货，可助为*饷，壮大实力。但张献忠四川称帝之后，仍以此道作为*权的经济来源，暴露了他的局限。明史专家顾诚先生认为：“从现有材料来看，大西*权在四川没有实行按土地或人口征收赋税的*策。几十万大*的各级*权和消费，基本上是依赖没收和打粮……明末社会中，家有余粮的固然主要是地主，可是这种见粮就拿，见猪就杀的*策，必然要侵犯到一般农民的利益……它不仅不利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而且必然导致生产的萎缩和停顿，这不能不说是大西*权在四川站不住脚的重要原因之一。”
解决了温饱，若想拥有稳固的根据地和大后方，在群雄之中异*突起、争霸天下，最重要的“宝货”便不再是金银，而是人才与人心。当了皇帝的张献忠，夺取金银得心应手，用起金银来也是有模有样，但却在内忧外困的局面下，疑神疑*，渐失初心。南明弘光*权建立后，原本投诚大西的官绅地主纷纷叛乱。张献忠察觉到这股势力之后，认为读书人一般多出于官绅家庭，遂以举办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为名，让各州县将生员送至成都，尽皆屠戮，杀了大约五千余人，以此报复官绅的叛乱。而各州县一旦发生叛乱，张献忠往往不分良莠、滥杀无辜，这一切让大西*权渐失民心。江口一战，张献忠失宝，宝货并非失于江口，而在他挥刀滥杀的一刹那。
有人失宝，便有人夺宝。张献忠仓皇败退，却便宜了与他作战的南明将领杨展。杨展出身武进士，颇有将才，屡与大西*作战，屡战屡胜，收复失地不少。原以为江口之战不过是又一场大胜罢了，直到听说渔夫从江中捞出的金银，才知道这次张献忠不仅丢盔弃甲，还留给了自己一笔财宝。明末*队，谁不缺粮少饷？杨展赶紧组织士兵打捞。张献忠贮存金银很有特色，以木鞘盛装，便于整理运输。杨展得知这一情况，很快便摸索到了打捞沉银最有效率的办法：“展令以长枪群探于江中，遇木鞘则钉而出之，周列营外，数日已高与城等。”（《蜀难叙略》）看来杨展这场打捞，所获颇丰。
将木鞘打开，露出一锭锭银子，杨展可能会长舒一口气。但若细细观览银锭上标记的文字，杨展又会有何感想呢？从今天的考古出土遗物来看，这些银锭不少都是明代税银，名目繁多，“粮银”“饷银”“禄银”“行税银”，让人眼花缭乱，税银地域涉及河南、湖广、四川、江西、两广等广大地域。正是这形形色色的税种名目，一条条压在百姓头上，压得他们透不过气来；也一条条压在大明的江山之上，让这堆积如山的银子，成了压垮大明的稻草，成了引爆大明的炸药，也成了农民起义*横行天下的资本。全国各地的税银同沉江口，亦暗示了张献忠起义以来的行*路线。世人皆道张献忠入川杀人如麻，如*似魔，但若无群众基础，其如何纵横半个天下十几年？其实直至张献忠阵亡的前一年（年），大西*权仍*纪严明。展览中所见的《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拓片明确记载，大西*权力求“兵民收分相安”。是局面的恶化，让张献忠失去了理智。明朝遗民与清人士人的描述，让世人加深了张献忠“杀人魔王”的印象。比如清初毛奇龄说，张献忠于顺治三年（）所杀人数接近七亿。明后期全国人口不过六千多万，毛奇龄所言自然是不实之词。天下税银积于张献忠处，实乃腐败堕落的明王朝拱手相送。沉银江口，才似是张献忠末期倒行逆施的报应。
不知是否因为杨展看透了这财富背后的一切，他并未将张献忠的这份大礼独吞，而是这笔意外之财分做两份，一份养兵，一份济民。有赖于此，当时蜀地唯有杨展家乡嘉定不饥，杨展*队亦以富强著称。然而纵观全局，南明小朝廷全盘继承了大明的腐朽衣钵。江口之战后的第三年，杨展本人终因粮饷卷入内讧，被自己人李乾德等阴谋杀害。李乾德等人以为杨展藏宝，于杨展府中大肆搜索，当然无甚所获。杨展夺宝，用“宝”亦得精髓，然而却仅得解一时一地之厄。大明失其“宝”久矣，早已无力回天，浊流滔滔中，谁又能独善其身呢？
大江东去，浪淘不尽的，是代代相传的故事和沉积河底的宝藏。杨展为打捞沉银之始，此后“混水摸银”之事，层出不穷。年5月，江口战场遗址发生特大盗掘案件，涉案文物交易金额高达3亿。触目惊心的案件，当然让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者和管理者坐立难安，抢救性发掘势在必行。
既然决心要挖，那么“怎么挖”便成了一个大问题。江口战场遗址位于岷江河道内，按理说应当采用水下考古的方法进行发掘。但古代战场遗址面积过大，遗物沉积较深，水下往往情况复杂，如直接采用潜水发掘的方法，一来难度较高，二来我国水下考古队员数量有限，难以应对。面对如此困境，四川省的考古工作者创造性地采用了围堰考古的方法。简单说来，就是在确定发掘范围之后，于岷江枯水季人工围堰，然后利用大功率抽水泵将堰内积水排出，将考古发掘区由水下变为陆上。这大大降低了发掘阶段的操作难度，客观上使得更多的工作人员得以进入发掘区进行操作。
围堰造陆虽能够利用大型机械提高发掘阶段的效率，但于河道中生生造出一片陆地来，却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既然埋银之地已现，那自然要精锐尽出，“榨干”遗址信息，不留遗憾。因此，江口战场遗址考古工作中动用的各项科技装备堪称顶配。展厅中呈现的3D影像记录便可略窥一斑——泥土里打滚儿的考古工作居然也有一天会变得“酷炫”起来，怎不令人欢欣鼓舞？
而此次工作最堪称道之处，在于它打响了考古发掘的“人民战争”。虽然已经将水下考古变成了陆上考古，但大规模战场遗址的发掘仍令人手捉襟见肘。当此之时，考古队打破了考古工作的惯例与“界线”，于网络遍发“英雄帖”，征集、选拔志愿者参与江口遗址考古的第一现场，让整个考古过程成为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公众考古实践，让志愿者成为真正的“夺宝奇兵”。江口出土的多件文物，像是经历了几百年时空隧道中的一场轮回：取之于民的宝藏，在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府库行船中流转，经历长久的隐匿、沉默和寻找，又经历公众之手再现人间。大明、大西、大顺、大清，都曾经牢牢把握人心，却最终或缓慢或迅速地失去，只剩下手中握不住的沉银。而公众参与的江口考古却于此节返璞归真。沉银之为宝，由古至今，不过是一种载体；沉银背后的人，才是“宝”的实质。
江口战场的点点滴滴，放之于中华大地，不过微微一点，但却似宏大时代的重叠缩影。藩王累积重宝，难逃一死；西王十数年劫掠，不过沉银。金银宝货，不过是过眼云烟。这芸芸众生，才蕴含真谛。道理如此简单，然而就算参透，人又能有几时清醒、几番践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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