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考古人员在彭山江口出水大量文物，实证张献忠江口沉银不是传说。5年来，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每一次发掘都有重大收获，让明末农民战争这段隐秘的历史变得更加清晰可辨。
11月16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遗址最新考古发掘成果。在遗址南北两侧共平方米的发掘区内，再次出水了上万件珍贵文物——明代荣王府的世子金印“荣世子宝”惊艳出水；李自成授给张献忠部使用的“永昌督理之印”银印，成为佐证张献忠“永昌大元帅金印”真伪的重要线索；源自明代吉王府的“钦赐崇德书院”铜印，也从长沙辗转来到了四川。此外，还有大量张献忠大西政权铸造的银锭、历代兵器及钱币等文物重见天日。
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发掘领队刘志岩介绍，此次发掘成果意义重大，大量珍贵文物不仅让与张献忠农民起义相关的这段历史更加丰满，相关发现还对划定江口明末战场遗址边界，以及认识四川经济史、货币铸造史和岷江内河航运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蜀世子宝”后再次出水“荣世子宝”金印
江口，岷江水依然滚滚奔流。从今年1月至4月，考古人员在这里进行了近4个月的围堰考古，再次从江底发现了大量文物。
江口明末战场遗址自年开始，每一年都有特定的学术目标。第一年的发掘确认了张献忠沉银地；此后的发掘，则分别对准了确认遗址边界、确认战场遗址性质等不同的方向。最近两年，考古人员为配合岷江航电和河堤复建工程，分别在遗址的南侧和北侧展开发掘，再次有了重要发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荣世子宝”金印、“永昌督理之印”以及“钦赐崇德书院”铜印等三枚印章。
据介绍，“荣世子宝”发现的位置距离两年前发现“蜀世子宝”的地方并不太远。考古人员在江底的砂岩缝中找到它时，它已经碎成了几块，各自散落。经过考古队员的仔细拼对，才发现这些金块儿竟然可以拼成一枚金印。记者看到，这枚金印有断裂的龟钮，乌龟头部和身体分开；金印印身拼对后还残了四分之一，但底部可以清晰地看到“荣子宝”字样。经测量，这枚金印印台边长11.24，厚3.28厘米，残重达到了克。
掌印者为谁？
考古人员拿出之前在江口发现的“蜀世子宝金印”与之对比。他们发现，两枚金印竟然大小几乎一模一样，尤其“子宝”二字几乎如同一模子刻铸。考古人员认为，这枚新发现的金印残缺部分应该是“世”字，这枚金印，是“荣世子宝”。
荣王，是明王朝分封的另一位藩王，就藩湖南常德。这枚世子印，应该是朝廷颁给荣王嫡长子之物。它千里迢迢出现在了四川，再次佐证了张献忠当年行军打仗的路线：当年，张献忠起义军曾几乎占领湖南全省，明朝藩王富户自然是其抢掠对象。这枚金印，应该就是张献忠当时的战利品。至于金印为何会碎成几块，刘志岩表示，这枚金印显然不是因为江水冲刷而碎裂，“从裂痕来看，应该是以某种锐器强行分开。可能是代表起义军对明朝政权的摧毁，也可能是张献忠单纯想把它打碎以便分赏给部下。”
尽管金印缺失了四分之一，但它包含的众多信息仍令考古人员兴奋不已，“以前我们发现的‘蜀世子宝’没找到完整的印钮，通过新发现的‘荣世子宝’，我们可以复原‘蜀世子宝’的完整形状。”刘志岩表示，第一代荣王的年代比第一代蜀王的年代要晚，这枚世子宝的含金量也比蜀世子宝要低，从侧面可以看出明朝经济可能正在下滑，以致金印的纯度不及明代早时期。”
“永昌督理之印”银印现身“永昌大元帅”印真伪明确了
此次发掘出水的文物中，一枚“永昌督理之印”银印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这是因为这枚银印，成为解开张献忠“永昌大元帅”金印真伪以及“永昌”二字含义的钥匙。
年，江口当地村民在江水中捞起了一坨金子，这便是“永昌大元帅”金印。金印钮部是一头威风凛凛的老虎，底刻“癸未年仲冬吉日造”“永昌大元帅印”等字样。这枚金印此后被卖给了文物贩子，后被警方成功追回。然而，一枚并非正规出土的金印，是文物贩子伪造还是史上真有其印？如果金印为真，又为何人所有？长期以来，学术界莫衷一是。
在银印出水以后，考古人员同样将它与“永昌大元帅”金印进行了对比。惊喜出现了——两枚印同样使用了九叠篆文，铸印的时间也一致，都是癸未年仲冬（崇祯十六年冬月）“这就说明那年的冬天，有人铸造了不止一枚带‘永昌’二字的印。”刘志岩说。
那么，谁会刻一批这样的印章呢？
考古人员发现，明末癸未年是年，这一年，张献忠已经称了大西王，冬天在湖南湖北征战，但遭到了一定挫败；此时，李自成已占领西安，正要前往北京推翻明王朝。“李自成要到北京，必然要求得张献忠的支持，否则可能就会腹背受敌。”刘志岩表示，“在这个重要时间节点，他们两人很有可能达成了某种协议。这批印章，应该就是李自成给张献忠的一种承诺，承诺张献忠为大元帅，他的部下则可各封‘督理’等职务。”事实上，李自成在两个月后的年正月，便在西安建国，年号恰是永昌。
刘志岩说，“督理，文献记载古代铸币、兴修水利工程等都会设置这样一个官职。”当“永昌督理之印”发现以后，不仅证明了“永昌大元帅”金印的真伪，也让“永昌”二字的含义得以明确，“如果仅在金印上刻上吉语还能说得过去，但几乎不会有政权把吉语刻在不同等级的印章上，所以这只能再次说明永昌在这里是作为年号使用。它的发现，也让明末战争史的细节变得更加丰满，因为从来没有史料记载李自成和张献忠这两位更多是敌对关系的农民军领袖，在某一个特殊的时刻还进行过合作以达到各自的战略目的。因此，它的出现对于研究张献忠、李自成两支农民军关系乃至明末清初的历史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有意思的是，两枚世子金印和“永昌大元帅”金印相比，显得更加大气庄重，所刻文字也更加精致。两相对比，可见皇家贵胄和农民起义军家底的天壤之别。
同类文物集中发现勾勒江口大战的烽火硝烟
对考古人员而言，此次考古发掘的另一枚“钦赐崇德书院”铜印也极具价值。经过清理的铜印表面鎏金，呈长方形印台，龟形印钮，印面篆书“钦赐崇德书院”六字。
据介绍，“崇德书院”为明代吉王所建，是王府内讲学、刻书的重要场所。吉府“崇德书院”本图书，无论校勘、版刻、用纸皆为当时翘楚，亦为后世所重，历来被视为珍本。这枚吉府书院印，将是研究明代文化教育的珍贵实物史料。
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个现象，越往上游开展工作，文物愈发呈现集中分布的趋势。“比如第一年发掘的区域发现的金册最多，两枚世子金印发现的位置也相距不远，今年还在同一区域发现了大量银锭和兵器。”刘志岩介绍。
这些银锭有近枚之多，发掘时每每需要身材健硕的男子合力才能抬回。仔细辨认，可以看到税银上刻有金堂、大邑、简阳、安岳、洪雅、丹棱等字样，可见主要是张献忠大西政权的税银。据此，几乎可以勾勒出张献忠当年在成都的实控范围。此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铸成圆形的银饼，应为张献忠部的铸银原料。而它们集中出现在江口江底的同一区域，考古人员推测它们可能曾在船上分不同的类别集中放置，后在江口之战中一同沉没。
这并非没有根据的妄断。就在官银集中发现区的东侧，考古人员也发现了箭镞、火铳和铅弹等大量兵器，其中火铳包括了单眼铳、三眼铳和百子铳等不同的类型，它们都在无声诉说着当年的江口一役。刘志岩说，史料记载张献忠部从成都行进到江口时，遭到了明末名将杨展的伏击，杨展一部对其进行了火攻。当张献忠的部队大败，船上的金银财宝也便随沉船没入江底。火攻在文物中也能找到证据。近两年，江口出水的金银器有部分便呈烧熔状。
根据文物较往年更加密集的现象，考古人员还推测当年江口一战的位置，可能更靠近府河而非岷江。这是因为前几年在岷江的考古，文物相对分散；而此次发掘越往北文物越密集，因此更有理由推测这一区域为江口之战的发生地点或者已经很接近发生地点。
刘志岩介绍，经过此次在遗址南北两侧的发掘，基本可以确定遗址的南部边界，“因为越往南文物越稀疏。”但遗址北部因为文物分布相对密集，因此暂时还未有找到边界的迹象。未来，考古人员需要开展进一步的勘察工作，以更科学地划分遗址范围，为未来遗址科学规划和保护提供支撑。
川观新闻记者吴晓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