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占领成都后，最先与之开打的并不是清军，而是李自成的大顺。
我之前说过，李自成退回西安后，曾派出五千人入川招抚。张献忠好不容易找着块根据地，岂容他人插足。于是，顺治元年九月，张献忠派出三万人北上，在川北击败大顺军，大顺军退守汉中。
顺治元年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听闻李自成在北方接连失败，决定在背后捅李自成一刀。当天，张献忠派李定国为先锋，攻击汉中，自己亲率大军于广元驻扎。
然而，就在张献忠大军北上的时候，四川境内的原明朝官员、士绅和地主武装开始了大规模反扑。原因我也说了，张献忠不用原明朝官员、不承认前朝士绅的身份地位、下一堆让人无语的法令，搞得基层乌烟瘴气。从官员、士绅的角度看，既然你不用，索性搏一把，于是纷纷起事。
从顺治元年十二月到顺治二年三月，四川境内的故明官员联合当地的士绅、地主武装，对大西政权发动了全面反扑，规模最大的是南明督师王应熊。
这个王应雄跟左懋第一样，属于在崇祯朝被埋没的优秀人才之一。他的其他事迹就不介绍了，只说一点。
顺治元年，南明弘光政权任刚刚建立时，史可法保奏王应熊为南明兵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总督川、湖、云、贵军务，楚、郧、贵、广悉听应熊节制，专剿张献忠，给银三万两，赐尚方宝剑。
换句话说，大西南就交给你了，给你官职，给你尚方宝剑，再意思意思给你点钱，但是不好意思，没有兵给你。
也就是说，王应熊虽然名为督师，而其实无师可督。王应熊表示，不要紧，没有兵我自己弄。于是他散尽家财，招兵数千人，开府遵义，成为张献忠进四川后唯一一处有组织的抵抗力量。
在王应熊的号召下，原明四川总督樊一蘅、参将杨展、副将曾英等纷纷率领手下残余部队前来投奔，一时间王应熊声势大振。
顺治元年年底，王应雄率领所辖南明军队在遵义誓师，出兵征讨张献忠。
此时张献忠的主力尽在川北，准备攻打李自成，川内空虚，王应熊军进军十分顺利。出师之后，杨晨率军攻占叙州，曾英等部攻陷重庆，大败大西军，大西川东诸地尽失。川南、川西震动，各地地主、士绅纷纷起兵响应，杀害大西委派的官员。
张献忠闻讯，不得不率大军返回镇压，北上汉中的计划就这么搁浅了。
之后，大西军与各地反叛军队进行了持续半年的攻伐，各有胜负，但大西军始终未能收复川东。也就是说，大西这个政权，在其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实际控制地域仅限于成都周边而已。
大西政权的实际控制范围
在顺治二年七月这个节点，李自成已死，左良玉、姜瓖的军队已经投降清军，弘光政权覆灭，眼看下一个完蛋的就是张献忠了，接连的失利让张献忠的性格日趋乖张。
顺治二年八月，张献忠下令，尽杀成都周边的居民、士绅、地主，但凡家里有点钱、识字的都在捕杀之列，理由是：
“百姓等已暗通敌人”。
在外作战的张献忠义子孙可望听闻后叹息：
“吾侪数年辛苦，是为百姓受之，今付东流，可不惜哉！父王为此，实不思已甚。父王为百姓之苜，如一身之肢体然，今手足已去，其头安能独存哉？有王无民，何以为国?”
自此之后，大西军内部人心惶惶，战意全无。
顺治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多尔衮以驻防西安内大臣何治会为定西大将军，会同固山额真巴颜、李国翰等所率官兵进四川，征剿大西军。
按照多尔衮一贯的套路，还是要先招抚一下，诏曰：
“张献忠前此扰乱，皆明朝之事。因远在一隅，未闻朕抚绥招徕之旨，是以归顺稽迟。朕洞见此情，故于遣发大军之前，特先遣官赍诏招谕。张献忠如审识天时，率众来归，自当优加擢叙，世世于孙，永享富贵。所部将领头目兵丁人等，各照次第升赏，倘迟延观望不早迎降，大军既至，悔之无及。”
张献忠没有投降。
其实呢，这是恨不符合常理的。大家都知道，张献忠同志之前是经常投降的，现在清军三分天下已经有其二，他自己占的地方还不如当年武侯所据之地，实力对比如此悬殊，他为什么不投降呢？
答案就在这份诏书中。这篇诏书看似寻常，但其实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投降方收益的转折点。
张献忠绝对是个重量级人物，在崇祯朝就闹腾了十几年，现在割据一方、手握重兵，量化一下，他应该是跟投降前的吴三桂一个重量级的，要高于姜瓖。
皇太极早期招降兵败来归、手里只有几千人的孔有德，上来就是封王；但是等到皇太极后期招降同样兵败来归的祖大寿，就没有封王这种好事了。
多尔衮招降手握雄关、手中有四万精兵的吴三桂，还是封王，这只是因为吴三桂太过重要。而同吴三桂一起归降、手中有一万人的高第，清军只是给了个山海关总兵而已。
入关后，清军招降手中有八万人、雄踞宣大的姜瓖，连高第的待遇都没有了，只是仍以原官任职，即大同总兵，这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投降收益锐减的第三阶段。
到张献忠这会儿，多尔衮的招降书中连原官任职的事儿都不提了，也没有打算给什么官职，只是以模糊的“优加擢叙”来表示。
张献忠虽然没什么文化，但还是很懂事的。他之前造反的时候就知道贿赂明朝官员，难道会看不出这其中的奥妙吗？所以，这次他实在是没法投降，收益太低了，弄不好还要搭进去身家性命。
当然，这些阶段也不是绝对的。例如，在顺治朝中后期，这已经是投降无收益或倒贴收益阶段了，清朝却曾十分诚意地招降一个南明将军，从封海澄公到裂土封藩四府（大半个福建省），可谓待遇优厚、要啥给啥，可是这位老兄表示，“兵马繁多，非数省不足安插”。这个意思就是我的小弟太多，几个地级市是不够的，得给我几个省。
清军为什么又这么大方呢？
只是因为打不过。
是谁这么不识时务呢？
他的名字叫郑成功。
好啦，郑成功的事儿后面我会详细说，这里继续说张献忠。
其实呢，在多尔衮下招抚诏书这个节点，张献忠在四川已经待不下去了。
顺治二年下半年，张献忠的军队屡战屡败。此时四川的形势是，重庆是南明的曾英，茂州是南明的朱化龙，南明曹勋兵屯大渡河，赵荣贵部占据来归，屠龙部占据扎纳溪，樊一蘅率军驻泸州，马乾率兵三万屯内江。
不熟悉四川地理的朋友可能对这些地名没有概念，形象点说就是，张献忠占据成都，然后是外围是十面埋伏。唯一一个缺口即在川北，然而川北各地的地主武装也是纷纷起事，用马粪涂抹带有大顺年号（大西政权的年号是大顺）的旗帜。对大西委派的官员，或暗杀，或明杀，手段极其残忍，抓住就是投之于水火。部分官员到任二、三月即被杀，川北一县甚至于顺治二年三、四月内连杀大西委派的十余县官。
对此，张献忠也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报复手段，凡是官员被杀之处，附近居民一体连坐，有连坐数村千余人者，川北大乱。
顺治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清廷命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同衍禧郡王罗洛宏、贝勒尼堪、贝子吞齐喀、满达海、镇国公喀尔楚浑、岳乐、努赛等统兵征四川张献忠大西军。
四月二十六日，豪格率清军抵西安，随后兵分两路，一路南下，另分兵一路征剿陕西一带抗清农民起义军。
听闻清军南下，顺治三年五月，南明诸部相约同时进兵，大西军一时间腹背受敌。南明参将扬展率军攻击大西军，攻取嘉定，占川南诸州县。樊一蘅、王应熊会师沪州，自泸州向成都进发。
孙可望、李定国率领大西军主力试图东出重庆，逃往湖南，与杨展部遭遇于彭山江口，双方激战两日，大西军战败，退回成都。
五月十八日，清军自西安南下，攻占鸡头关，进入汉中，随即击败当地地主武装贺珍营。
五月二十五日，清军先锋部队由鳌拜率领，在汉中一路平推，先后击败贺珍、孙守法的地主武装和之前李自成派去招抚四川的刘体纯部，占领了整个汉中地区。
六月初，南明总兵曾英、参将王祥连兵逼近成都，大西军抵抗不力，接连败退。
七月，身在成都的张献忠已经是四面楚歌，南明军队从东、南两侧逼近成都，清军自北方压境，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向北逃向陕西老家。
八月，张献忠在宫内宴请四个义子及诸文武大臣，大醉，将他的几个老婆和一个幼子唤出，尽皆扑杀。然后，他对义子孙可望说道：
“我亦一英雄，终不令幼子为人擒，尔终为世子矣！明朝三百年正统，天意必不绝亡。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
这个意思就是，像我这种大人物，怎么可能让别人把我的骨血抓走呢？现在我把我的亲儿子杀了，你们几个干儿子就是我的正统继承人。明朝已经延续三百年，天意不绝。我如果死了，你们要投奔大明，不要做不义之事。
通常而言，一个人在死之前，总会想方设法保全自己的后代，作为自己生命的延续，那么为什么张献忠如此反常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叫自私。
顺治二年开始的一系列失败，让张献忠开始怀疑一切。他不停地杀人，杀反民、杀地主、杀南明军队、杀川民，谁对他稍有威胁，他就杀谁。其根源就在于他害怕，他一个捕快出身的混混，现在有了无尽的荣华富贵，一旦某天失去，他心疼啊。
而现在，南明从南边打过来，清军从北边打过来，他自己日暮途穷，即将踏上突围的道路。他十分担心自己这几个干儿子在突围的路上将自己捆了，送给清军。可是如果不信任这几个人，他实在是没有其他人可以信任。所以他把自己的亲儿子杀了，以此来换取几个干儿子的忠心。
也就是说，他是用自己亲儿子的命来保证自己的安全。
无语。
在撤出成都前，张献忠下令焚烧成都城内的蜀王宫及民房，城内火海一片，烧了三天三夜尚未扑灭。此外，张献忠下令将大西军通过各种渠道聚敛的金银通通带上船，准备经水路运走。
九月初，张献忠携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各统兵十余万出成都，乘数万舟船，经水路向北逃遁。
走到邛州的时候，遭遇了正在进兵成都的南明都督杨展，双方激战。杨展派出小型火船，乘风势攻入张献忠的船队。张献忠船队首尾相连数十里，无法躲避，首船起火，之后接连着火，风烈火猛，势若燎原。
杨展再命明军枪铳弩矢百道俱发，大西军大败，纷纷弃船上岸，死者数万人，船上的金银珠宝悉沉江底。
张献忠登岸后，杨展继续追击，由于大西军出逃时都携带家眷，行军速度十分缓慢。张献忠遂下令，尽屠军中女眷，为了表示决心，他自己先杀了上百个嫔妃，军中随后开始扑杀女眷，死者数万人。
由于大西军中有很多都是川兵，他们不忍杀害自己的本土本乡的老婆，张献忠就下令秘密捕杀川军，又杀了几万人。军中的川人都督刘进忠听闻此事，向北逃遁，投降清军。
关于张献忠“沉银”，已经被现代考古所证实。
年4月13日，彭山江口沉银遗址发掘面积2万余平方米，出水文物3万余件，西王赏功币数以百计，金器数以千计，银器数以万计；初步发现直接与张献忠大西国相关的文物上千件。
年4月29日，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第三期考古发掘出土文物余件，其中重要文物件。发现了一枚断裂成4块重约16斤、含金量达95%的金印，方形印台、龟形印钮，印面铸有“蜀世子宝”四字。
“蜀世子宝”是国内首次发现世子金宝实物，也是目前唯一的一枚。
这次考古，证明了《小腆纪年附考》所述，即张献忠出走成都前，将金银财物经由水路运出的真实性，也证明了南明建昌卫掌印都司俞忠良在其所著《流贼张献忠祸蜀记》中陈述的，即张献忠在水路被袭击大败，金银陈江的真实性。
既然以上记叙均能证实，那么这两本书中所记述的其他事情，即张献忠焚烧蜀王宫及民房、扑杀女眷、川兵，大概率也是真的。
顺治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被张献忠逼反的刘进忠率军抵达四川北部，向清军统帅豪格投降。刘进忠向豪格详细陈说了大西军的遭遇、兵力和现状，豪格由此得知张献忠大西军尚有军队数十万，屯扎在据清军营地约一百里的西充县。此外，刘进忠还供述，由于南明杨展军的追击，大西军人心惶惶，毫无战意。
豪格当即下令刘进忠率所部及清军一部，跟随护军统领鳌拜为全军向导，分领八旗护军、全员配马先发，豪格自己率主力大军星夜兼程跟进。
十一月二十七日凌晨，鳌拜率领的清军前锋部队到达西充县。当天大雾，能见度极低。鳌拜带着刘进忠去张献忠营寨外观察情况，并命令清军前锋部队秘密靠近张献忠大营。
大西军营寨外站岗的哨兵听到后营有盔甲声，向张献忠报告有军队逼近，张献忠不信，斥责其蛊惑军心，当即让人将哨兵推出斩首，后被其他将领劝阻未杀。
过了半个小时，又有哨兵上报，在大西军营寨对面的山坡上，发现五个骑兵。张献忠一听，才五个人，有什么好怕的，当即骑马出营，即：
“未穿盔甲，亦未携长枪，除短矛外。别无他物，同小卒七八名并太监一入奔出营外，探听满兵虚实。”
张献忠出营后，跑到了大西军营外一个瞭望岗哨上观望，发现确实有几个骑兵在对面山坡上。张献忠命人拿弓，要射杀这几个人。就在这时，突然一箭飞来，射中张献忠的左肩下部，贯穿心脏。张献忠立即倒地，动脉的血液长流不止，痛极而亡。
关于这一箭是谁射的，说法众多，有的说是鳌拜，有的说是豪格，《清史稿》说是清将雅牙兰。但不管是谁，在当天的大雾天气下，清军都不可能知道他们射死的是张献忠。
但是，由于张献忠这次出营并没有带什么重量级的人物，而只是七八个小卒和一名太监。他们看到张献忠死后，开始在军中大呼“老万岁”中箭，军中顿时大乱，即：
“所有兵将满山乱窜，各自逃命。”
鳌拜看到这种情况，当即下令清军出击，兵分四路，击其不备，随后：
“破大西军一百三十余营，斩首数万级，获马一万二千二百余匹”。
孙可望、李定国收集残部数千人、家口万余人，由顺庆向川南奔逃。
十二月中旬，张献忠的四个义子，即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率大西军残部跑到了重庆江北，南明总兵曾英屯兵南岸渡口阻击。
孙可望、李定国指挥大西军声东击西，秘入江南，袭明军后路，南明二十万大军顷刻瓦解，曾英被杀，大西军于重庆休整三日。
之后，在孙可望的操纵下，四将军杀大西左丞相汪兆麟，自此之后，孙可望独揽大权。
十二月二十七日，因清军南下，大西军撤出重庆，向南逃遁，清军随即占领重庆。
至此，大西政权丢掉了四川的全部地盘，名存实亡。